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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中学教育

嘉陵江边,肥料码头旁;仅两间半屋,还是吊脚楼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渝中区的一所中学

同学们戏称“粪中”,它实实在在的名字叫——

│临江门民办中学

刘成杰

1964年夏,我们纯阳洞小学一大批没能升上公办中学的同学,大都为临江门民办中学所录取。

 

60年代临江门地区

收到临江门民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对口报考的是七星岗民办中学,又称红旗民中。考试也是在该校进行的。而在当时,渝中区民办中学主要有官井巷民办中学、解放碑民办中学、大田湾民办中学、学田湾民办中学、七星岗民办中学、捍卫路民办中学等等,从来没听说过临江门还有一所民办中学。

临江门民办中学在临江门哪儿?学校是个什么模样?没有谁知道,也打听不了。好在通知书上有具体地址,反正到时在临江门一带按地址去找就是了。

柴湾1号就是临江门民办中学的所在地。报到那天,同学们三三两两相约一道,沿着临江门一线寻找柴湾1号。柴湾1号在哪里?柴湾1号在临江门河边。在现在重医附二院与魁星楼交接处,是以前的临江门缆车站。当时渝中区有朝天门、望龙门、储奇门、两路口、临江门等五个缆车站,尤以临江门缆车站线路最长。具体多少米不清楚?只知道其他缆车上行两分钱、下行一分钱,而临江门缆车上行三分钱,下行两分钱。临江门缆车直抵河边,紧挨河边车站约二、三十米有一栋吊脚楼,在缆车上行的右面、下行的左面,这就是柴湾1号。当然,这是直线距离,步行则须绕很多弯弯拐拐。缆车站旁边有一个城门洞(后来的洞子火锅就开在那儿,现已封闭),顺着城门洞直下一坡很陡的石梯,再缓行左下好几坡石梯,是一条平街,这是临江门丁字口正街。这条街有好几百米长,靠里是临江门到一号桥公路的坎下,靠外侧顺嘉陵江流向。民居大都是木板房,住着各色人等。平街尽头处是一个瓦罐市场,堆满各色各样的瓦缸瓦盆。离尽头处四、五十米,有一茶楼。茶楼是吊脚楼房,喝的是盖碗茶,往来茶客很多,经常里面座位不够,延伸到了街上。茶楼旁边,有好大一坡石梯。而石梯以下,称为丁字口横街。石梯下面有一块空坝,左边为一排排高低不一的木板房,右边有一栋四层楼的砖房。接着一坡向右弯曲继而直下的石梯,眼底就是开阔的嘉陵江了。而沿河一带的吊脚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小街小巷,就是柴湾街。柴湾1号就是下完石梯右边的一栋三层楼的吊脚楼,正处在临江门河边往上走的一个路口上。报到那天是1964年9月20日左右的一个下午。这天,天上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同学们打着雨伞,挽着裤脚,好不容易寻到了这里。学校没有挂牌,但见柴湾1号的门牌号码却异常地清晰醒目。这就是我们要报到的临江门民办中学吗?同学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栋立在河边斜坡上的悬吊吊的三层捆绑吊脚楼,一边是路口,一边紧靠缆车线,上面又是紧匝匝的民居。整个学校只有两间半屋,教职员工只有三、四个;而比我们高一级,还有两个班。面对滂沱大雨,学校居然连一个让大家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同学们拥挤在吊脚楼屋檐下,一个个呆住了。这哪里像是一所学校?再是民办中学,也不至于“民办”到如此地步?学校是如此面貌,好些女同学哭了;一些男同学怒吼起来,呼吁大家拒绝报到,要去讨个说法,因为我们报考的七星岗民办中学。有一个住在纯阳洞街金刚塔巷的叫聂仁品的同学当即愤而离去。因为他出身好且成绩也还可以,不知怎么落选公办中学(1964年是贯彻阶级路线最极端的一年,但凡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都不能入读公办中学)。他后来找到有关部门,改分到李家沱水轮技校去了。还有好几个报了到的同学,进校几天后,感觉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学校,又退了学。除极个别同学外,绝大多数同学最后都接受了这个现实,成为“粪中”的第二届学生。 ▲线描插图 —— 临江门民办中学 (欧治渝绘)

如果让人作这么一幅画:画面下方一条宽阔的河流,左边一条通达山顶的绵长的缆车线,紧邻缆车线的河边坎上,有一栋三层楼的吊脚楼,吊脚楼右面是通上抵下的唯一路口。右边河面停靠着一艘艘木船。画面中,有一些挑着粪桶上上下下的农民。面对这样的一幅画,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临江山水的写意。然而,在大家同学的眼底,这实实在在就是我们临江门民办中学的写实大画。一条大河波浪宽,风送粪香入校园——我们学校的校园位置和校园环境,还是挺入画的。与菜园坝、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沿江码头不同,临江门码头不是一个物资集散地,只有很少量的物资在这里起运。同时,没有过江轮渡,人们过河也只是在河床不宽的枯水季节由木船摆渡。而从合川、北碚下来的客运轮船,每天也只有那么两三班在这里停靠下客。因为客运量极少,缆车在我们来校的第二年就停运空置在那儿。因此,这里主要就是一个肥料码头,停靠的大都是粪船。每天往返穿梭的人,也大都是担粪的农民。如果坐在二楼紧挨街口那间教室左面的一、二排,眼睛稍稍向右,即可瞥见上上下下挑粪的农民。我们课间休息,还得不时给担粪的农民让路。而无论是在教室,还是路口,粪便的气味常常会扑面而来。又因为人流量不大,河边成为无人管理的渣滓堆、垃圾场,各种各样的异味与粪便的气味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一直弥漫、散布在学校的四周。如此,同学们戏称学校为“粪中”。记得那时常有别人问到我们在哪个学校?我们回答在“粪中”。“哦,奋斗中学”。他们误将写实名词的“粪”,作为修辞的形容词的“奋”,以为“粪中”是“奋斗中学”的简称。现在的学校都在“特色”二字上做文章,各种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如雨后春笋。我认为,所谓特色,应该是自己独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城里的学校能够比我们“粪中”更具特色的了。其一,半天上课、半天自学。现在无论小学或是中学,接受的都是全日制教育。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学是半日制教育,中学全是全日制教育。作为一所中学,我们仍然接受的是半日制教育。原因很简单,学校只有两间教室,而如今是两个年级四个班。于是,学校就安排我们两个年级各上半天课,错开上课时间,轮换使用教室。我们一年级上午上课,二年级就下午上课,一周调换。不上课的半天,班主任按住家把我们分成若干学习小组自学。其二,民居作教室,换来又换去。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在柴湾1号上课。1965年,68届两个班新生又来到学校。两间教室显然更不够了。学校就在上面丁字口正街一带租借教室。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这一带不停地变换着教室。时间待得比较长的是在临江门至一号桥坎下半山坡的木板房。因为是租赁的民居,包括柴湾1号,作为教室极不规则。房屋均有些异形,中间还有柱子。听课时,坐在后面的同学往往会因柱子的遮挡看不到黑板,不时得随着老师书写黑板及教学的移动而不断地挪动身子锁定观察目标。

 

其三,校园空间狭窄,河边街口放飞。学校仅有一块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空坝,学校用砖砌了一个乒乓台,这也是学校唯一的活动空间和体育设施。乒乓常常蹦下缆车线而无法捡回。下课时分,男同学往往是来到河边玩耍,女同学则活动在路口、街巷。我们爱在河边打“水漂”,即将瓦片、石块平起削向河面,看谁削得更远;而女同学只有活动一些小学生项目,诸如踢毽、跳绳等等。

我们上二年级的时候,全区民办中学组织了一次体育比赛,学校临时凑集的乒乓球队在青年路区体育馆对手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学校,好像是捍卫路民办中学,简直招架不住,很快败下阵来。当时我也是队员之一,其狼狈场景记忆犹新;学校也是临时组织的足球队在大田湾体育场对阵大田湾民办中学,以10比0的大比分惨败。我在场边亲眼目睹了这场比赛。试想,一个完全没有条件开展任何体育活动的学校,怎么能出体育人才?又怎么能去参加体育比赛?

其四,水漫吊脚楼,“放滩”临江门。夏季涨水,整个河滩被淹没,洪水直抵吊脚楼。1965年那次大水,还差些许,就将漫进教室,窗下还漂过一具“水大棒”(即淹死的人)。因为地处河边,兼之嘉陵江水势平缓,男同学都爱下河游泳。

我们班上从二年级下来的温金祥、周宪昆、以及家住河边的杨伯寿三个同学会游泳,大家初学阶段都是由他们三个同学带。很快,大家同学都学会了游泳。记得那时我们住在纯阳洞、金刚塔、神仙洞及石板坡的一批同学,中午吃饭以后经常相邀一道,从观音岩下张家花园,来到大溪沟河边游泳。游到河对面一点三刻那班轮渡开过来的时候,把衣服和书捆绑在头上,“放滩”到临江门,刚好赶上两点钟上课。学校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会游泳,以致1965年7月初,市体委专程来校招收水球队员。测试只有一项要求,凡是身高在1米6以上的集体横渡嘉陵江。结果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游泳训练的同学,没有一个被体委来人看上。其五,没有厕所,“方便”自寻。因为学校没有自己的厕所,一当下课,同学们纷纷向四周的厕所涌去。河边一带没有什么厕所,就是河边坎上稍有一些遮拦的茅房、蹬坑。男同学好办,往河边一走,到处都可以解决问题。即使想要大便,水边一蹬就行了,还不需要手纸,直接水洗屁股。女同学却麻烦了。坎上的茅房本身就不多,蹬位也就那么一、二个。若内急的人多,还得排一阵队,有时十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到了,如厕的队还未排拢。其六,勤工俭学筛炭灰,半工半读敲白铁。学校最初是临江门街道办的,办学经费、办学条件都不具备,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是捡人家不要了的。记得我们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去大溪沟人和街小学搬他们甩在一边的旧桌子、旧板凳。有好长一段时间,学校为了解决经费,不时组织我们勤工俭学。所谓勤工俭学,就是在河边筛炭灰,还要自己准备工具。一次,一位叫胡宝艳的女同学在倾倒炭渣时,不小心掉进河里。幸亏当时班上杨伯寿、温金祥两位同学还会水,将她救了起来。后来学校走半工半读之路,联系了一些小厂,安排我们一半时间去工厂劳动。我和一大批同学去的是大溪沟四维桥下面的白铁加工厂。敲打白铁,我还显出一定的天赋,利用罐头盒、饼干盒做了不少煤油炉子,还曾念想今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去摆个地摊或租个门面,当一个补锑锅、锑盆的小手工业者。作为地处渝中区的一所中学,我们学校应该算是有“特色”了吧,而这样的一些特色,唯我们“粪中”所独有。

概括我们班上的同学结构,大致就是这么两类:一类家庭出身好、一类家庭出身不好。家庭出身好的,大都成绩比较差,未被公办中学录取;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学习都还不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只能入读民办中学。因此,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我们同学是两个极端。而两个极端也许就是那个时代民办中学生源状况的一个特点。在我们班上同学中,不乏许多天资聪颖、天赋极高的同学。住在金刚塔巷的杨伯翔同学,不仅学习优异,且是一个音乐人才。他们一家仿佛音乐世家,几弟兄极富音乐天赋,特别擅长乐器,先都拉二胡,后又拉小提琴。和我三哥为同学的杨伯仲改拉手风琴后,很快就在重庆业余文艺界成为与张凌、冷洋、余林林并驾齐驱的四大手风琴手。我和杨伯翔小学不在一个班,但知道他的二胡拉得特别好,经常参加市、区演出。小学毕业时,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因为父亲是旧时期的一个军官或是职员,反正和国民党沾上了边,阻挡了他的音乐之路。住在红旗剧场上面电业局院子的张正男同学,皮肤白皙、举止文雅,一副书生模样。他的祖父与曾任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是同胞兄弟,父亲是电力方面的一个退休工程师。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几个哥哥读的都是名牌大学,一个是贵州一个大型煤矿的总工程师,一个在资阳内燃机机车车辆厂也是总工程师之类,还有一个哥哥在北京学的建筑,好像曾经在建设部工作。也许是父亲也有些所谓的什么历史问题,他同他的两个姐姐的命运随着阶级路线的贯彻,就不如前面三个哥哥了。他后来由知青调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重庆师范大学)做后勤工作,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绰号为“不毛”(还是我给取的,他头顶有一小块不生头发,我说这是不毛之地,大家同学就“不毛、不毛”地喊开了)的陈昌汉同学,也是一个读书的料,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上同学的前茅。他家庭出身是什么不太清楚,只知跟我们一样有问题。他为人沉静、谦和,有一股儒雅之气。

女同学中,王新民不仅人长得端庄、俊秀,又显得特别的聪颖、智慧,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出一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灵气。记得入学不久,我在班上念毛主席《延讲》课文,念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时,“糟粕”二字我有点咬不准,停顿了一下,她马上接口读了出来。尽管她学习优异,聪颖过人,无奈也出身在一个好像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庭,知青下农村以后,怎么也调不回来。她现在桐君阁制药公司工作。

其他如班上的吴晓玲同学、邹冬梅同学、陈雪梅同学、淡文全(与邓小平还沾亲)同学、陈子孝同学、方昌明同学等等,都相当好学与聪明,且各具才情,但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家庭问题。

自1969年初,下乡插队以后,我因没有随学校集体到彭水,也就几乎和大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再见到同学,已是几近三十年后的1996年。一些同学发起,在南温泉组织了一次同学会。尽管乡音无改,但鬓毛已衰,沧桑岁月给大家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这次聚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这批同学自农村返城以后,几十年来没有多少改变,基本上都在重复着同一种生活。而这,恰恰体现出我们这代人带有强烈的时代印痕——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灾荒年;学知识的时候,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接着又是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当上工人,又满足、沉溺于家庭生活的构建。没有多少人想着命运的改变,没有多少人去理会1977、1978年的恢复高考。而面对改革开发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时,或因观念、或因思维,或因知识的不具备,又缺乏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这批同学的命运,只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还是留待历史去评说吧! 班上部分同学合影(摄于1968年“复课闹革命”期间),二排左二为作者、左一为班主任吴仲凤老师

我们班上同学的结构,是两个极端;我们学校的老师,则是清一色的年轻。1963年学校开办时,只有三个教职员工,其中一位是校长,叫蒲太守,也就二十多岁,据说还是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生;一位女教师,叫熊莲仙,是1963届的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位男教师,叫唐代敏,年纪稍大一些,可能当时也就三十来岁,还是邓小平的亲外侄。蒲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可能还要包揽总务后勤,熊老师和唐老师分别讲授数学和语文,并担任66级一个班的班主任。面对新招收的一个年级,原本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更显窘迫。学校迅速经区文教局调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来自六中,是六中64级应届高中毕业生。男教师叫岳兴孝,女教师叫洪屛卿,他们俩还是同班同学。于是,我们67级两个班就交给了这两位新教师。岳兴孝老师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同时,讲授两个班的数学;洪屛卿老师在担任另一个班班主任的同时,讲授两个班的语文。岳兴孝老师个子不高,大约只有1米6过一点,胖墱胖墱的,戴近视眼镜,右手食指缺了一节,写黑板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粉笔。岳老师的数学教学生动、易懂,让我们感觉数学学习很轻松、愉悦。他的家就在民生路街边一栋民房的二楼,就在现在的万豪大酒店的对面。记得那时我们常到他的家去,传说“一双绣花鞋”的故事。洪屛卿老师也属于小个子类型,最多1米55左右,人显得特别精神干练,用现在话来说,青春而阳光。她的语文教学激情洋溢,板书流畅潇洒。我当时最喜欢的就是每当作文本发下来时,看她的批语。但凡写得较好的段落或句子,她总是用红圈圈出来,旁边批有“画龙点睛”、“以点带面”之类的批语;而对整篇作文,她总是能很凝练地概括出不足和可肯定之处。伴随68级新生的进校,又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分到了学校,这次主要是来自二十九中的了。有教我们政治的郭贻华老师、教我们物理的张永固老师等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高中学历的待业青年也陆续来到学校任代课老师。学校的教师队伍壮大了,绝对的青春年华。我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许同我们一样,没有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是高考无门,就业无路,来到民办中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学校的这批年轻教师,他们带着灰色的人生背景,却从不把生活强加的不公、屈辱带到教学中来。只是认认真真地教学,认认真真地对待他们面前的每一个学生。凭着一份职业的热忱,把他们的青春活力灌注到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时间中来,为知识的薪火相传尽着自己的一份心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仲凤老师。因岳兴孝老师调到一个化工厂去了,她接替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特别喜欢我,她来家访时,我姐和她的摆谈中,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钟爱。吴老师是宁波人,家就住在会仙桥大街一栋楼房的底楼。我常去她家。她和她母亲用宁波话交谈时,我一句都听不懂。下乡插队时,她特地来我家,给我母亲和我姐谈到我们落户的彭水地区的艰苦,以及我们班上两帮人的争斗,要我最好选择投亲靠友。1968年底,学校迁到新民街与他校合并,老师们已分散在其他民办中学。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们这些老师了。秋水长天,时光荏苒,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想来已是六十好几,挨边七十,真心的希望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仍像当年那样青春、那样活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顺应革命情势的发展,开始了更名。最初传说改为“要武中学”;不久,又听同学说,改为“星火中学”。“星火中学”好像是正式定名了的。我们学校搬到新民街去的时候,挂的都是“星火中学”的牌子。1968年下半年,渝中区文教局在新民街修了一栋四层楼的红砖房,解决我们学校和新华路民办中学的校舍。我们在这里,只去了几次,接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精神。也就从这里,我们纷纷走向了广阔天地。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学校。记得工作以后,填了若干次登记表。在中学这一栏里,我都有点犯踌躇,不知究竟填啥校名?临江门民办中学早已不复存在,星火中学太“文革”,搬迁后又是几所学校合并。究竟现在学校叫什么名称呢?我想,学校的所在地现在新民街,去掉民办中学四个字,就填新民街中学,既好听,又不会出什么大错。于是,后来在所有的填表中,我都填的是新民街中学。前两年,我就学校名称询问了学校的熊莲仙老师,还真如我想的那样,学校果真叫新民街中学,只不过民办中学四个字是许多年以后才去掉的。没有母校可回,也无校庆可贺,临江门民办中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它的曾经,也仅留存在了我们“粪中”这批同学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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